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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志敏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农地私有化对农民的影响  

2007-06-10 21:43:3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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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先澄清一下“私有化”的含义。所谓“私有化”,是指土地的产权——使用权、收益权以及转让权——界定给农民个人所有。需说明两点:一,只要农民享有完整的土地使用权、收益权、以及对其使用权的转让权,即使土地在法律上仍然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也无关紧要;二,土地私有化的目的是明晰产权。因此,所谓私有化,并不只是将土地一分就了事。政府必须承担一个重要的责任,即通过完善的执法体系,切实保障农民自由使用和处分其土地的权利,防止其遭受强权的侵害。

   认为农村土地不能私有化的理由主要是:

   一,我国国情特殊,人多地少,经济落后,农村缺乏社会保障体系,这使土地成为农民的生存保障。土地私有化后,一些缺乏远见、或者迫于燃眉之急的农民会失去生存保障;

   二,目前中国法治建设尚不完善,如果宣布土地私有,权势集团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攫取农民土地,造成土地高度兼并和贫富分化;

   三,目前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,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土地价格差异巨大,如果允许土地自由买卖,沿海、甚至海外投资者将可能赴内地大量购买土地,农民将流离失所。同时,地价升高也会引起当地居民或投资者与外地人的利益冲突。

   的确,土地私有化后,土地交易肯定会变得更加活跃,有一部分农民会失去土地;与外地富有的投资人相比,本地消费者在房地产的竞争上会居于劣势,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矛盾可能加剧;而恃强凌弱、巧取豪夺的事也可能发生。因此上述担忧都不无道理。

   不过,以下几点也不应忽视:

   第一,土地私有化后,在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,土地交易的规模和速度不一定会立即、显著地发生变化。西部农村地价低廉的原因,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土地的商业价值不高。土地私有化会刺激对西部农村土地的需求,但是,交通位置、经济水平、法治水平、劳动力素质等因素,对于土地的商业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。对外来投资者来说,如果当地经济落后、交通不便,就不会愿意来投资办厂,因为产品既运不出去,在当地又卖不掉。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发生变化,私有化就难以立即导致对内地土地需求的急剧变化。同时,很难想象短期内,北京、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居民会大规模地到青海、新疆去买地定居。因此,土地私有化后,至少在目前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农村,并不一定会立即发生大规模的土地转让。

   第二,退一步说,万一真的发生城市有钱人到农村大量买地的现象,如果这种需求足够大,那么的确会立刻引起土地的大规模转让。不过,这对于当地农民来说,也许是求之不得的。不管是用于居住还是用于工商业建设,土地需求的大量增加,会引起地价的显著上升,而这对于土地的所有者农民来说,正是好事。土地升值越高,农民获得的收益越大;外地的有钱人在本地的投资、居住、消费,可以为本地带来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。如果法律保障农民对土地的自由支配权,他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:可以直接出卖土地,也可以将其出租,或者修建厂房、住宅再出租,也可以将土地抵押获得资金,或者将土地作价入股与外来投资人进行合作经营。而由于利益攸关,农民会慎重选择自己认为最划算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土地。总之,外来人口竞购农村的土地,其实是好事而不是坏事。这一点,只要看一看目前广东、上海、江苏等地城市郊区的情况就知道了。

   第三,土地私有化的题中之义,是法律明确承认和保护农民的土地产权。当前的现实,恰恰是由于农民的土地权得不到法律的明确保障,导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,农民的土地很容易被政府和乡村集体(实质上是少数代言人)合谋掠夺。现行土地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,农民虽然享有土地的种植权,但不得擅自改变其农业用途,这导致农民无权直接出让土地,因而不能享有土地升值的利润;农民对于政府征地没有拒绝的权利,因为土地属于集体所有,而村集体往往控制在少数乡村权势人物手中;农民对征地的补偿价格也没有发言权,因为法律对征地补偿标准做了强制性规定。上述原因,使得在当前的征地过程中,农民实际获得的补偿远远低于土地升值的收益,这部分收益往往被地方政府和乡村权力人物拿走了。

   土地私有化后,农民的土地权会不会变得名不副实、更容易被强势集团所剥夺?中国古代历史上,的确有“富者田连阡陌、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、导致社会动乱的事情。但是,只有在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的背景下,只有当皇帝可以随意剥夺臣民的土地、财产、乃至身家性命,而权势集团可以凭欺诈、胁迫的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,农民的权利实际上得不到保障。因此,土地的高度集中,更可能是土地私有权得不到保障的结果,而不是自由市场制度的结果。

   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,在某程度上导致了类似的后果。它并不能防止农民的土地被剥夺,反而使得农民的土地容易被剥夺,因为集体所有制下,往往只有少数人才对土地拥有真正的控制权。目前各地频繁发生的征地事件,正是最好的例证,它们清楚地表明了农民对现行土地制度的不满。如果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权,他至少可以理直气壮地拿起法律的武器,对名为自愿、实为强迫的征地行为予以抵抗。因此,改变现行的集体所有制,使农民的土地产权在法律上获得明确的保护,农民的处境应该会比目前更好。

   如果土地私有,的确可能发生以欺诈、胁迫、乘人之危等方式强迫农民“自愿地”出卖土地的事情。不过,正如任何不公平的强制交易行为一样,它们可以通过国家的立法、执法、司法程序来予以解决。如果连名义上的私有权利都不愿意赋予农民,那农民连这一点最后的希望都没有。历史和现实证明,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最大威胁者,恰恰来自直接或间接掌握或利用公权力的权势集团。因此,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,恰恰应该首先从法律上明确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,从而消除他们以权谋私的借口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05年9月6日下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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